抗战时期，中国哪里的将领最容易变节？为什么这么多的投敌者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

文｜王戡 胡博

抗日战争期间伪政权林立，由中国军队变节组成的伪军也随之蜂起，中国军队各派系的气节表现，时常成为后人网络论战的话题。如果说“哪家投敌将领最少”尚难有答案，那么对“哪家投敌将领最多”，则已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上取得基本共识。

仅以获得上将官位（不含上将职）的顶层汉奸军人为例，汪伪、伪满、伪蒙三大伪政权计有 35 人，原属东北军者的高达 18 人，西北军则以 7 人紧随其后，大幅领先其他派系。东北军虽以数量见长，但西北军的谈资热度却毫不逊色。

为什么东北军和西北军会成为抗日战争中投敌将领最多的势力？

抗日英雄为何率部投敌

1943 年 5 月，国军将领庞炳勋宣布加入汪精卫伪政府，震惊全国军民。

庞炳勋曾在 1938 年徐州会战中携手张自忠击退来犯日军，打出与台儿庄大捷齐名的临沂大捷。1939 年起，庞炳勋在太行山区坚持抗战四年，身兼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 24 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视为国民政府敌后游击的头号大将。

1943 年 4 月下旬，日军大举扫荡第 24 集团军防区，庞炳勋在转移中负伤与部队失散，躲进一座山洞中，经日伪军几度劝说，最终下山投敌。
▍1943 年 6 月 2 日，日本《写真周报》刊出的合影，前左一为庞炳勋，前右一为孙殿英

这样一位抗日英雄为什么没有壮烈殉国？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医生矢原谦吉认为“像（庞炳勋）这样的人，半辈子都在马上度过，下半辈子一旦开始享受荣华富贵，那么对于死的畏惧，会比平常人严重很多”。

但比起泛泛的人格分析，庞炳勋的个人经历或许更为重要。作为西北军旁系将领，庞炳勋熟知老长官冯玉祥不断变换政治口号和阵营的作为，也见识了冯氏分崩离析后无法东山再起的惨状，因此坚信倒戈不要紧，掌握兵权才能决定命运。

▍爱国将领冯玉祥一生总共倒戈八次，人称“倒戈将军”。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指责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庞炳勋从 1920 年代后期脱离冯玉祥开始，先后依附吴佩孚、靳云鄂、唐生智，之后回到冯玉祥麾下，继而弃冯投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他已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军团长的崇高地位，虽然他这个军团只辖一个军，这个军也只有一个师。

西北军将领有类似经历者远不止庞炳勋一人。对相当部分人而言，只要有一块遮羞布作掩饰，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投敌保全实力。

庞炳勋临阵投敌正是如此。日伪军答应了他的几项条件：降汪精卫、不降日本人；保持第 24 集团军等部队番号；将该部被日伪军俘虏的官兵交还。这样，庞炳勋可自认为仍效忠国民政府、遵从三民主义，与此前英勇抗日并不冲突。他还不忘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系，表示自己投降实属被迫，也是为了拯救被俘官兵，留好一条退路。

事实上，庞炳勋的做法并非首创。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因在江桥迎战日军，被誉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第一人。但江桥战斗失利后，马占山被迫退到黑龙江边境。难以维系之际，马占山突然在 1932 年 2 月前往沈阳，宣布参加伪满“建国会议”，继而在长春参加“满洲国”成立典礼，并出任军政总长一职，所部也改编为伪满军队所属的黑龙江警备军。

▍申报刊登的马占山将军香烟广告

抗日第一人投降日伪的惊人消息还未传开，就又被马占山自己浇灭。1932 年 4 月，马占山率部出走，重新打起抗日大旗，并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借以窥得暴日之肺腑、伪国之真相”。

马占山究竟是诈降，还是不满于日伪的条件而叛离，历来众说纷纭。其身边人或许最清楚事实真相。据其部将谢珂回忆，“马占山自投降日寇以后，对旧日部属威信已丧失殆尽”，当马再揭抗日旗帜后，副手程志远、团长徐宝珍等人，都认为马只是为了挽回个人名誉，因此“均未响应”。此后程志远干脆接过黑龙江伪军的指挥权，徐宝珍也继续留在伪军担任旅长。

▍相传徐宝珍在江桥抗战时“拔枪对着众人慨然说道，有敢言降者死之”，但最终在进攻东北义勇军的战斗中成为“满洲国”的“烈士”

但“九一八”之后舆论汹涌，纷纷承认了马占山的自我辩解。有此先例，庞炳勋们决定投降敌人又向重庆政府表示会伺机效力时，自然少了很多顾虑。后来的事态印证了他的预判：不断有人将庞炳勋投降的原因归结于吸了孙殿英特制的鸦片膏，毒瘾发作无力坚持，而不是他有意投敌。

各怀心事，主动投敌

无论是庞炳勋的“被迫率部投敌”，还是马占山的“窥得暴日肺腑”，至少都承认投敌本身是错误的，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抗战期间还有一种完全主动的投敌者，其投敌出于明确的动机，其中以九一八事变后大量投敌的东北军将领最为典型。

东三省在张作霖近二十年的统治下犹如独立王国，只知有张作霖和东北，不知有中央政府和国家。张作霖死后，东北军内部迅速发生分裂，张学良只得靠杀老臣、解兵权、重用亲信等方式控制部队。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那些被迫服从张学良且手握兵权的老将们又看到了机会。典型如张海鹏部（四团）、于芷山部（四团）、吉兴部（三团），在事变发生后便率军自立、投靠日军，理由是只有依靠日本人才能保住东北的独立性。这些部队投敌后不仅引导日军进兵，还主动充当先锋，扩大地盘。

▍左起：张海鹏（1867-1949）、于芷山（1882-1951）、吉兴（1879-？）

除了老臣们自立门户外，还有一批旗人军官做起了恢复大清王朝的“复国梦”。典型代表是熙洽，时任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由于驻吉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不在部队，熙洽实际掌握了兵权。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熙洽就主动派遣代表引导日军进驻省会吉林，随后宣布吉林全省自治，并邀请末代皇帝溥仪“主持大计”。熙洽的行为正好给日军占领东北提供了“合法性”，双方一拍即合，于 1932 年 3 月 1 日正式宣布建立“满洲国”。

那些原本做着独立小王国美梦的张作霖老臣也在局势的转变下纷纷宣布效命于在长春登基的新皇帝溥仪，“满洲国”军队就此诞生。保家卫国的国防军将领，转眼成为建立独立小王国的“开国元勋”。

▍满洲国军将校合影

留在关内的东北军将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号称反蒋而投敌。

如在“西安事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孙铭久，不仅亲身参与临潼捉蒋，还策划了刺杀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等人的阴谋。抗战中期，孙铭久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少壮军人们纷纷投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他们的解释或是“汪先生表示日后释放张（学良）将军”，或是“借汪政权掌握力量，寻找解救张将军的方法”，类似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

主动投敌的人，在西北军同样存在。在西北军中颇有威望的孙良诚就是一例。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良诚率领三万余游击部队活动在中原地区，但其间屡遭到国内权力斗争的打击。历经西北军将领石友三“投敌事件”与中央军汤恩伯夺权事件，孙良诚终对抗战前途失望透顶，率部投奔汪伪。

吴化文的投敌也是由于国内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派系之争。作为鲁苏战区的下辖部队，吴化文的上司清一色出身东北军，与其矛盾颇深。为了保存实力另行发展，吴化文遂施冯玉祥故技，于 1943 年选择率领所部两个师投敌，此后部队被扩编为伪第 3 方面军。

▍吴化文最著名事迹是 1949 年作为解放军华野第 35 军军长占领南京

一些西北军的少壮派将领，更为露骨的为追求权势而投敌。其中的郝鹏举、张岚峰，因内斗失败而只身投入伪军，还真的在伪军中干出了一番事业。

郝鹏举利用伪军的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起家，以教师（训练团教育长）身份为自己建立部队培养骨干。1941 年投敌后，仅用两年就从一个光杆发展成为拥兵五万余人的苏淮地方大员。

▍1939 年 12 月汪精卫步出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

张岚峰投敌早于郝鹏举，在 1938 年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搞到一个豫东招抚使的官职，于是在豫东地区大肆收编土匪武装，到 1941 年已拥有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到 1944 年更是发展成伪军第 4 方面军，拥兵六万余众。

其实，像郝鹏举、张岚峰这样的只身投敌要比率部投敌容易。比如前文中提到的石友三，就因试图率部投敌事泄，而被逮捕处决。

廉颇老矣，只能投敌

在 1935 年 2 月北平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上，总教官鲍文樾中将充分展现了其爱国热情：“他在台上一面来回的走，一面哭着说：我们是立志抗日，我们是人，我们要立志雪耻！台上台下的学生和教官，也都禁不住放声嚎啕痛哭”。西安事变时，鲍文樾是积极支持者。事后还作为代表晋见蒋介石，恳请释放张学良。

这样一位爱国溢于言表的东北军将领，抗战爆发后一直在上海租界内闲居，并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率先宣布加入，成为其军政部长、参谋总长。

▍汪精卫和军政部长鲍文樾的陪同下检阅部队

他的经历与带兵投敌或者投敌谋发展者截然不同，战前就不是实力人物，投敌后的角色也是有虚名而无实权。无处施展所长的苦闷，要赡养一大家子的负担，以及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不满，遇上了汪精卫和平救国的说辞和高官厚禄，于是便有了投伪的重要动机。

鲍文樾的经历并非偶然。东北军从 1928 年东北易帜后开始整编，历经九一八事变、热河抗战、西安事变三次重大事件后的整顿改编，每一次都产生为数不少的多余将领。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除了带兵打仗往往一无所长，为求生计便难免委身于敌。

▍1931 年 9 月，被日军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

最典型的例子是曾任东北军第 108 师 324 旅副旅长的刘震声。

刘震声所在部队被中央军肢解后，便成了编余军官，为养活一家四口，被迫跑到宣城南乡东镇开杂货铺维生。其上司第 10 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得知后，便以“从前当军官，现在营商影响部队”为由下令逮捕。刘震声被逼无奈，只得带着老婆孩子跑到沦陷区投靠担任伪职的旧日同僚，当起了领饷糊口的闲职伪军官。

于是，在关外的东北军编余军官，不少都成为伪满洲国的将校，而闲居关内者，则成为鲍文樾代表汪伪政府网罗的对象。汪伪政府搜罗了一大批东北军赋闲将领，其中甚至有在中东路事件中担任“东北边防军防俄第 2 军军长”并因此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胡毓坤，九一八事变时作为张学良参谋长的荣臻，以及北伐战争时期在奉军、北伐军中两度反复的富双英。

与之相似，因派系瓦解而大量下野的西北军将校也是汪伪政府网罗的目标。其中落水最早，名位最高的，是与宋哲元、鹿钟麟等并称西北军“五虎上将”的刘郁芬。同他一样投入汪政府口袋的，还有中原大战期间差点生俘蒋介石的西北军骑兵名将郑大章，以及冯玉祥的核心军事幕僚门致中。

这些将军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加入汪伪政府前已经赋闲多年。落水后，上将军衔和军委会委员是标准配备，部长、次长、总司令等名头更应有尽有。但是对汪伪政府高层来说，他们都只是装点门面的贴画而已。

▍汪精卫政权“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阅兵式

伪军的逻辑是“有兵拳头大”，作为实力派的张岚峰、刘启雄等带兵将领，往往直通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伪政府核心，对徒有虚名的“苏豫皖绥靖总司令”胡毓坤和“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等前后长官爱理不理。

老上将们也都明白自己的位置，日常工作专注于盖章签字、出席典礼、发表讲话。即便如此，刘郁芬也充分满足于自己的所得，埋首文书堆不遗余力，成为汪伪政府第一位因“积劳成疾”而“死而后已”的现职上将。

门致中在 1944 年才正式加入汪伪政权，一年后即迎来抗战胜利，被友人讥讽目光短浅，只能自辩为“奉重庆最高当局密令”。客观来看，在日伪政权对报纸、电台严密的信息管控下，这些赋闲多年又害怕穷困潦倒的将军真未必了解真实局势。

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参谋长李藻麟素以智谋见称，也在赋闲多年后落水投敌，只不过他担任第一份伪职的时间是 1945 年 2 月，距离日本投降只有 6 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