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党有了统一的组织。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是美式共和，所以他的同盟会表面上也是三权分立的哈。
为嘛说表面上呢？就是表面上看是那个鸟样，实际上却是个熊样；表面上三条板凳腿儿，实质上总理独裁——同盟会上设总理，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但是这三部，特别是评议部和司法部都是虚设，根本不起啥作用，都是孙总理一个人自行其事。总之，民主宪政、三权分立这些东西，可能技术要求太高了，乃成为中国唯一山寨不成功的东西。当然了，颇有学者认定我大宋的政权架构还有点三权分立、虚君共和的意思。可惜，我们再怀念大宋王朝，也白搭。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经费问题，当然，革命人物自己的吃喝拉撒浪，也得花钱。同盟会成立之初，经费主要由会员入会费、年费、基本捐等，加之《民报》大量发行内地，钱也凑和。当然，孙总理这人有传销天赋，会忽悠，满世界向各地华侨募捐，并且发行什么“革命债券”。甚至，不是把云南的矿业全部许诺给商人，就是把满蒙利益承诺给日本。总之，能用的招，都用了，不能用的许诺，也都许了。
同盟会成立后，表面上看，也是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就把清政府吓着了，发现日本乃中国革命分子的基地，一面禁止《民报》内销，一面跟日本发电，那啥，你们这样做不厚道哈。日本政府遂不好意思袅，答应驱逐孙中山，可是孙中山的好基友、既是黑龙会魁首又是同盟会会员的内田良平向日本政府请示说：孙文自前年以来，向我朝野诸人游说，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清政府要求咱驱逐孙文，咱也不能不驱逐，但真驱逐多不好看，咱劝他自己离开吧。没想到日本政府很厚道，劝离的时候，让孙中山的另一好基友宫崎寅藏作中间人，由日本政府赠送饭钱5000元，和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赠送饭钱1万元。孙中山正准备去南洋展开革命活动呢，日本方面给他举行了豪华的告别宴会，一揣钱，就屁颠屁颠走了。时间是1907年3月。
他这一走，惹恼了诸多同志。一、全部资助情况，他没有向同盟会作出说明；二、《民报》不能畅销内地，经费见绌，孙总理只给他们留了2000元，主编章炳麟同志大大的不高兴；三、平山周、北一辉等人得知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资助5000元一事，与中介人宫崎寅藏吵闹，并告知章炳麟、张继等人，谓孙中山未将此事告知本部，可能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中另有隐情……
革命党人大哗。大骂孙中山表脸。恰在此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张继、章炳麟等人催促同盟会总部庶务刘揆一召集大会，改组同盟会本部，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与刘揆一甚至当场打起来了……之后内讧不断。特别是购买枪支问题上，章疯子为了反对孙中山，不惜明码泄之，孙中山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炳麟，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再干预军事。刘揆一控制不了形势，写信告知远在香港的黄兴，又写信给跟随孙总理南下的冯自由、胡汉民，让他们暗示孙总理能不能引咎谢罪啥的。黄兴复信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孙中山复函表示：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非要我辞职可以，你让会本部及章炳麟先承认错误……虽然最后由于黄兴的顾全大局与厚道仗义，倒孙风潮暂歇。但是拥孙派与倒孙派从此杠上了。不是当面打架，就是背后互黑。章炳麟大骂孙中山表脸，丧家狗，孙中山大骂章炳麟神经病、五毛，甚至不惜造假，说章疯子与张之洞、端方等人有交易。
从此，东京同盟会本部名存实亡。孙中山弄个南洋支部自行其事，再也不管东京本部；孙中山后来回日，宋教仁请求整顿党务，孙中山不负责任地回曰：“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总理这是咋地啦，孙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这话，比大清的皇帝还牛逼。宋遂把此话传给谭人凤，两个人再去问孙中山，孙中山还持此调，并且不辞而别。谭、宋等人遂决定另立山头，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立，标志着同盟会严重分裂。由于没有财务来源，武昌起义前的同志采取诸多奇葩措施筹集资金。
第一是盗。听说广济县一庙里有金佛，焦达峰变卖其母的膳养田前往踩风，最后去了六个人，盗是盗到手了，可惜在路上遇到捕快，以为被对方发现，遂弃于田中。
第二是下迷药兼绑架。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汉，说他婶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多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当为革命之用。大家一听都说好，遂从军队里找个军医配迷药，由邹永成购好酒，置药其中。诡称将有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两人喝酒在内，孙武、邓玉麟门外等候，久之，闻邹婶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两人说：“药不灵，碍事。”偷鸡不成赊把米，白浪费一瓶好酒。邹永成心有不甘，最后将其婶母幼子安众骗至汉口，放言要其婶母赎回，终于勒得八百元。
第三是逢人煽情。浏阳商人刘贤构，贩夏布至汉口，在客栈与焦达峰相识。焦达峰向刘贤构宣传革命，也不知道咋含泪的，总之刘深受感动，加入共进会，并把夏布全数交给孙武充作革命经费。
第四是卖祖产。张振武跑回竹山，劝父亲再将城内几处房产(共一百多间)卖掉。之前为他留日求学和在武昌办学，其父已经两次为其卖地产了。这次，把房产也全都卖了。
第五是动员富户捐款。但缓不济急，或者说远远不够。
第六是许诺大官。共进会会长刘公家为襄阳巨富，1910年他回家养病，其姑表兄陶德琨(刘公的父亲刘子敬是陶德琨的姑父)新自美国留学回来，刘公与陶德琨几经商议，由陶德琨出面向其姑丈刘子敬进言。陶知其姑丈名利心重，因说：“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美国就是典型例子，表弟刘公为日本留学生，正好捐一道台。”
为了儿子的道台，刘子敬一下子拿出二万两银票。
不过这都比不上人家孙总理。孙总理在泰国华侨中搞钱，泰国政府驱逐他，他就跑去找美国驻泰公使了，我有美国檀香山的出生证明和护照，那啥，给我发个美国本土护照用用呗。公使把他的请求发回政府，美国政府笑岔了，我靠，你象个美国公民的样子么？你关心过我美国一丝一毫么？美国公民天天给中国搞什么革命？明明我们政府跟清政府正友好哩——美国政府发给公使的原话是这样的：“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瞅瞅人家美国政府多好，绝对不干那啥境外反清势力。
当然，孙总理的募捐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侨中的中下层——没办法，上层的、特别有钱的，脑子也足够用，都不跟革命党儿玩。中下层的捐了一回又一回，你个大嘴炮，天天说要成功了要成功了，我们捐破产了，你还未成功，你再腆着脸来，我们拿电熨斗烫你你信不？孙总理痛哭流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捐款。这次肯定成，再不成，我就再也没脸见你们了哇哇……中山同志这脸皮真多哈！
